经济圈不宜多而在精通风蝶阀

“经济圈”不宜多而在精··

“经济圈”不宜多而在精··2010-07-28 14:08:44 来源：新浪博客分享到：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在哪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今天全球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真正“突破口”就是要尽快寻找到能够形成“共识”的“新增长点”，而且，都希望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中确立好自己的主导地位，不至于让自己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处于收益和风险分配的劣势地位。今天，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地通过“区域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来探索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以此推动我们结构调整的步伐，进而彻底改变危机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的增长方式(近日已有8大经济圈划定，而13个区域发展规划又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显然，这样的发展战略在改变危机前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上起到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首先，过去渐进式的改革开放的做法，虽然谱写了一曲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歌，让人口庞大的中国社会在“农民工进城”和“外资引进”的有机结合过程中，发挥出了史无前例的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中国大众靠这种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方式，基本摆脱了其温饱不足的贫困状态；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强国政策，今天却留下了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发展水平的失衡，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劳资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等“不和谐”的问题。因此，现在通过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来增加城乡和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就是对以往“不和谐”的增长方式所做的一种制度修正，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所做的一种“结构调整”。

第二，配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定就是为了改变过去区域发展“同质化”的问题：危机前，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当地就业、增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税收来源，就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比较优势和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可持续的投资环境这类问题，争先恐后的招商引资或“透支”自己的偿付能力大搞“形象工程”，结果，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生产方式中所隐藏的财富创造的“代价”问题和收入分配扭曲的问题被严重低估了；危机后，这种问题又以新一轮“同质化”的“铁公基”项目的投资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债”膨胀的形式出现了。为了摆脱长期以来这种“好大喜功”的低效率投资行为，充分调动各地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央政府开始兼顾各地的区域优势特征，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各地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并会相应推出有利于产业集群、城市集群的优惠政策，从而提高中国社会整体抵御内外冲击的能力。

第三，过去地方政府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全局平衡发展的意识淡薄，结果，造成各地政府竞相比拼，GDP虽然给弄上去了，但重复建设，互不配合所造成的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已经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现在，通过推行“区域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就是力图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形成国内有效的“合作与分工”机制，从而降低不必要的“同质化”生产和“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的现象。为此，对地方政府行政绩效的考核，就要从过去单纯的GDP总量考核改变成对同一个区域内人均收入的差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类经济和谐发展“质量”指标的考核。

但是，当我们要想达到上述这些所期待的“理想效果”，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一定不能无视对参与这场新战略的各方“利益群体”赋予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定不能跳跃为保证这一新战略有序健康地发展而需做的必要的准备阶段(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否则，今天我们对“新增长点”的探索和经济活力的培育将会以另一种形式的“资源浪费”，或者出现更严重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行为，以及因为人才、资源、制度甚至“价值观”的匮乏让我们这一轮改革的主体，在参与这轮结构调整过程中都感到“力不从心”，甚至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外部环境出现了对自己有利的变化而又自觉不自觉地操起了“旧业”，把已经积累起来得、越来越严重的矛盾再次留给了“未来”。

比如，今天一些地方政府如果不充分调动当地有限的资源，那么，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就可能没有明显到需要那么多城市群同时去大力发展“城市化经济”的地步，而此时如果政府刻意地强调同时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方针，看上去政府主导的“和谐发展”的目标暂时实现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是以牺牲原来资源相对丰富、比较优势相对明显的部分区域所形成的高效发展作为代价而形成的，其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反而可能削弱了中国经济整体应有的持久的活力和竞争力。所以，千万要避免有些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发展条件、为争夺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巧立区域规划的名义这类破坏效率的行为(有些地方政府生怕自己所在的区域没有纳入到国家重点发展的版图中而拼命地去游说中央政府)。否则，很容易人为地造成一些原本有活力的城市因为出现“农民工荒”而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涨工资”的现象，进而导致相当一部分受到利润打压的“产业资本”慢慢地转向追求短期财富效应的“金融资本”，给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挑战。

另外，没有很好地设计过长远规划的地方政府，很容易随大流，搞“形象工程”，结果在残酷的竞争面前因为缺乏自己区域的核心竞争力而败下阵来，最终还是和以往那样，将宝贵的资源挪为它用，根本无法实现他们自己原先所“精心设计”的那种“宏伟”的目标。最近我在地方调研的过程中注意到，国内很多地方不管自己的人力资本和投资条件是否具备，都在大搞新能源产业，结果后来才意识到很多从国外“转移”过来的新能源产品的制造环节，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要比传统行业还要耗能！而且各个地区为了争夺这样的订单不得不对外商拼命“让利”来排除和自己竞争的其它国内企业，从而造成的结果就和其他加工贸易行业的情况一样，只能得到很低的附加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产业升级”完全是徒有虚名。

总之，今天我们在探索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增长的新动力时，更应该多在制度上支持劳动力从资本匮乏的地区流向资本较为密集的地区，更应该打破行政的垄断，提高“农村土地”在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率，并鼓励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进行跨区域、跨行业的投资和并购行为，从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活力(近日国务院已发布了鼓励民资新36条实施办法与分工的通知)，更应该为有条件的企业的“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提高行政的审批效率，也更应该尊重和支持一部分地区的企业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所继续做出的出口立业的战略，而不能够不顾地区发展的阶段特征，去千篇一律地搞形式上的、不可持续的且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升级”或“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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